血液病患者的曙光。
虽已时隔多年，但王椿教授对自己来到上海的具体日期依然脱口而出：年6月13日。那年他40岁，刚刚结束在加拿大安大略肿瘤研究所骨髓移植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工作，被引进医院血液科做主任。年，王椿教授作为博士生导师没有选择延迟退休，而是做出了离医院的决定，医院工作了21年，也做了21年的血液科主任。医院的血液科从病房收不满患者，提升到了上海前列。办完退休手续之后，王椿教授选择到体制外再大展身手。他加入了一所社会办医疗机构并担任医疗院长，他的目标是在上海的血液病领域，再创一个新高。从垫底到第一不管是刚到上海时，还是现在，能让王椿教授心里发虚的事情只有一件：到病房里走一圈，看到病房是空的。他刚医院时，当时的血液科就是这样的，只有28张床位还收不满。那时候还不抓平均住院日，要等到再有患者住院时才放该出院的患者出去，否则床位使用率就会下降。据王椿教授了解，当时科里平均住院日最高能达35天，等到年他离开时，平均住院日已经降到了9.5天。但对于医院血液科开辟出一个新天地的目标，在来上海之前，王椿教授就相信自己能做到。他已经做过调查了解，虽然上海有那么医院，但在血液科领域却有着明显的短板：骨髓移植做的不好。王椿教授在医院血液科工作时，就已经开始做骨髓移植了，在加拿大进修一年半后，他是带着血液病领域最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技术回来，之所以选择医院，医院有着很好的器官移植基础。“当医院的底子还是不错的，器官移植方面在上海名列前茅，肾移植在谢桐教授的带领下在全国排第一，谢桐教授如果不是突然去世，很可能会被评为院士。所以我来开展骨髓移植不需要再搭建移植平台，柳炳乾院长说我给你提供平台，能不能做好就看你本事了。”对于如何做好，王椿教授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以造血干细胞移植为主攻方向，带动整个血液科发展。年，王椿教授迎来了第一例造血干细胞移植病例，这是一位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已经有败血症了，无法进无菌室，直接就做了，结果很成功。年第二例儿童患者也成功了，并且在国内首次采用非亲缘HLA一个位点不合脐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年，他又开展了非亲缘外周血干细胞治疗白血病工作，成功控制了超急性移植排斥反应。成功开展了自体移植加非清髓性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工作，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报道。现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王椿教授说自己运气比较好，“做第一例总是成功，做一例成一例，媒体都来报道，有个从国外回来的医生，做骨髓移植很厉害，名气出来了，病人也随之来了。”患者多起来后，医院血液科的名声就传出去了，患者越来越多，科室病房也一直在扩大，曾经因病房住不满不敢让患者出院的日子一去不返，进入了患者要排队才能住院的时代。到年时，王椿教授认为科室发展达到了顶峰，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一年做了多例，在全国排在第九位，在上海排第一位。其实早在年的时候，王椿教授领导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就已经在上海占据了第一名。“医院虽然也一直在做，但他们的技术还相对保守，我们的技术进步很快，不断更新不断改进，别人不愿意接收的病人，我们都接收。”比如难治性白血病，通常要等患者完全缓解后才能做骨髓移植，但有一部分患者始终缓解不了，如果再不做移植，患者只能等待死亡，怎么办？王椿教授的办法是强做移植。“我们在不缓解的患者强做移植方面做了探索，现在成功率可以达到50%，这个结果也很好了，至少可以救回来一半。”另外，高龄患者一直是国内各骨髓移植中心的禁区，患者最大年龄也只做到55岁。年，王椿教授团队在全国率先为一位67岁患者做了半相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打破了年龄禁区，现在他做的年龄最大的患者是71岁。“在美国、日本，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有做到75岁的，高龄患者很常见，我们的医生自己给自己设了禁区，另外患者也害怕。”王椿教授说，“所以我们做的都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患者，这是最后一条路了，只有我们这里做。”王椿教授也认识到，老年患者并不仅仅是血液科的事情。“老年患者基础疾病多，内科治疗能力要很强，出现的并发症都能及时处理，包括感染控制、移植方案设计等，想办法让患者能够耐受，又不让疾病复发，没有这个能力，移植很难成功。”因为敢为他人所不为，早些年行业里的一些同道送给王椿教授一个绰号：王大胆。这个略带贬义的绰号现在已经没人再叫了，因为王椿教授已经用行动证明，他凭借的不仅仅是胆大，他确实做到了。到王椿教授当选上海医学会第九届血液分会主任委员的时候，他说他用了15年，让他的工作得到了上海血液界同道的认可。成为医生在来到上海前，王椿教授已经在医院血液科工作了10年，在那之前，他是一名从皖南医学院走出来的医学生。医学并不是王椿教授高考的首选，那时候他在农村插队当知青，学习条件很艰苦，因为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时间复习，也缺乏复习资料，这导致他的高考分数并不太理想。“我母亲希望我学工科，做工程师，因为她就是做建筑设计的工程师，我记得我第一志愿报的上海交大，没有考上，那时候分数最低的学校是农学院和师范学院，我不想做教师，又想离开农村，所以也不想学农学，最后选了医学，去了芜湖的皖南医学院。”虽然一开始并未想过要做医生，但王椿教授很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而且他觉得，选了这个专业，就要好好学，既然要当医生，就要当好医生。在大学的五年中，他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其中有两年还是三好学生标兵。从皖南医学院毕业后，医院工作。“当时我的目标是一定要走出安徽，看看外面的世界。”借助考研的机会，王椿教授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当时太原是北方重镇，经济好，城市的道路修的很宽，山西医学院也很知名。全年级多学生中，只有9个人考上了，王椿教授是其中之一。他选择血液科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辅助检查设备很少，很多科室都要依靠医生个人的临床经验去诊断疾病，而靠听、靠触摸去诊断疾病，没有十年功夫很难做好，但血液科疾病的诊断，一直以来都靠实验室的检验报告，只要会解读报告，临床诊疗水平很快就能提升上去。“果然不出我所料，只要把实验室的那套搞清楚，疾病诊断就没问题。在医院中，走向微观世界的科室，血液科是第一个，直到现在，血液科的疾病诊断还是依靠实验室，已经进入到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水平。”除了自己的悟性好外，王椿教授认为，做好医生，要把基础打好，才能吸收新的知识。他的基础，归功于硕士导师对他的教诲。“当时我的硕士导师要出国了，她走之前给我一个任务，把美国西氏内科学教科书里关于血液部分通读一遍，然后她就走了。”对于刚本科毕业，血液科还未入门，从来没有接触过专业英语的王椿教授来说，这项任务十分艰难。“没有人辅导只能自学，一天啃一页，不懂就查字典，不懂的问题也没人请教，但是这个读过一遍之后，再看其它英文资料就很容易了。等我的导师回来时，我的论文已经写好了。虽然我的导师没有很多的时间教我，但这一点让我受用终生，现在我也常对年轻人说，你要想做好，先看一本专业书，然后你再上网查看文献或向他人学习请教。”硕士毕业后，王椿教授就留在了医院血液科工作。工作两年后，他又考入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读博士，师从王辨明教授。“当时王教授已经80岁了，他非常重视临床，要求很严格，我觉得我临床做的都很好了，还被他骂过。医院病房三个月，做了两个月我就跑了，他把我喊回去，问我为什么自作主张离开了，我说我觉得我可以了，就是这句话讲错了，老爷子真发火了。”从王辨明教授身上，王椿教授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学精神和对待临床的态度，他说这可能比学到什么具体知识更重要。博士毕业后，王椿教授又回到了太原继续做医生，但太原注定无法留住他。五年后，他出国进修。当年高考没能把他送到上海交大，时隔多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圈，还是落地并扎根在了上海，还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血液病的最后防线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场中路上的高博医院，是王椿教授退休后的新起点，他现在的身份是医疗院长。新的起点，也承担着新的压力，他彷佛又回到了21年前刚到上海时的情形，很多病房是空的。“我天天在看有多少张空床，什么时候告诉我住院要排队了，日子就好过了。”医院有张血液病床位，在上海超过张床位的血医院。经过一年来的经营，现在病房里已经可以收到70多位患者，8间无菌移植仓也都住满了。王椿教授医院，有24间无菌仓，医院的床位加起来有张，他的目标是一年做到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成为上海最大的骨髓移植中心。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医院离开后，王椿教授带着6位医生、6位护士长来到新起点，他有着一个成熟的骨干医疗团队。“医院，到底在上海还有没有市场和需求？从我的评估来说，好的血液科床位还是不够的，病人住不进去，就还有需求，再做一个血液科出来，就还有患者。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特色，有没有新技术。”有了当年将医院血液科带上顶峰的经验，王椿教授如今依然充满信心。“医院的发展规律，前5年能做到不亏损就不错了，我们医院不具备的特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虽然受上半年疫情的影响，但今年做6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成问题，明年就算一个月做8个，也能做例了，如果紧一紧，能做到例。”医院，王椿教授现在收治的患者一部分是慕他的名声而来，还有一部分是那些求医无门的患者，因为病情疑难复杂，医院都不愿意收。“我们做的事医院，要想做个好医生，就要这样，不是混日子，我们的团队应该都是血液病专家，我们的技术要高人一等。”王椿教授说，当初在医院时，就是这样把品牌打造出来的，提出的口号就是：你能治的病我能治，你治不了的病我也能治。“那时候，我们是上海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我们的团队到这里来了，就要把这里变成上海血液病患者的最后防线。”来源：医学界作者：田栋梁校对：臧恒佳责编：潘颖往期精彩回顾内镜专家徐美东的二次创业从医50年后，他决定创业从体制金饭碗到自立门户，宋冬雷的创业之路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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